记者 张悦

    今年，叶小钢60岁。

    “我觉得这是挺‘恐怖’的一件事，只能感慨时光飞逝。”叶小钢开门见山地说，“今年是我回国整20年。40年前我赤手空拳地来到北京，一个人也不认识，是一位热血青年。”

    他出生于音乐世家，4岁起便随父亲叶纯之学习钢琴，天赋异禀；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走进中央音乐学院并被称为那一届的“四大才子”之一，他的作品早已声名远播；作为上世纪80年代留学大潮中的一员，他在美国学习、生活了8年时光，师从名家，获奖无数；作为归国20载的“海归”，他是全国政协常委、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一手创办了北京现代音乐节，在艺术普及和推广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9月将要迎来60岁生日的他成为了中国音乐家协会历史上最年轻的主席。

    叶小钢曾在2013年他的“中国故事”音乐会纽约演出行前跟记者聊起他“理想青年”时的状态，“看那时自己的照片，眼神特别清澈，表情特别单纯。尽管那时很清贫，但精神上相当愉悦，似有一条金色坦途通向遥远的水晶宫，那里最美的人生在召唤。那时天空特别蓝，洁白云朵在天空飞驰，心中荡漾着要写的音乐，这当然是人生最灿烂的时光，这是每个充满理想的年轻人应会经历的。”虽然他说看现在自己的照片，感觉表情里充满了沉重与沧桑。但实际上其旺盛的创作状态，对事情精益求精的劲头以及超凡的体力毅力其实都和年轻人无异，甚至更加蓬勃。中国音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前两天，叶小钢刚从伦敦回来，由英国皇家爱乐乐团演奏的他创作的《最后的乐园》《喜马拉雅之光》等作品在伦敦演出，这是自2013年的纽约，2014年的慕尼黑后，再次拓展版图，续写“中国故事”巡演的新篇章。而就在不久前，由他任艺术总监、已连续举办了十三届的北京现代音乐节也在密集的演出“轰炸”中刚刚落幕，这个音乐节在培养青年创作人才以及现代音乐的探索方面实实在在地走在了前面。

    “音乐有时候真需要你有干这一行的天赋”。叶小钢感慨，“在当时那个贫瘠年代，我心里非常清楚，只有做音乐，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和人生。我自小就梦想以音乐为职业，展示自我，表达世界。”叶小钢认为他与音乐之间是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他说不敢想象自己如果不做音乐还能做什么，音乐如今对他来说既是职业，又是生命，是用心血和灵感浇灌出的生命之花。

    “音乐是一种带动，也具有引领的作用。音乐家是需要牢记文化担当和社会责任的，也需要严肃认真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和自己的社会形象，用自身的学养涵养修养去赢得尊重和喜爱。音乐是无国界的语言，而交响乐更是沁入西方人心灵与生命的语言。用这样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能够让他们愿意听、听得懂、记忆深刻。”叶小钢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鼓起勇气、增强自信，同时也必须强化文化软实力当中的硬功夫。“以前我们谈文化‘走出去’总是显得缺乏自信，像是先敞开门透过门缝儿看看外面的情况，再羞答答地走出去推介自己，这主要是我们对自身的文化价值认识不足、缺乏自信。尤其在音乐上更是感觉难以比肩西方，不能与其平起平坐。”叶小钢表示，“我们到英国、德国，包括再之前去美国的演出都表明，中国的当代音乐作品艺术质量并不比西方差，并且越来越能被西方接受，我们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自信，应该让世界认识到中国艺术的真正实力。”

    “接棒”中国音协新一届主席，叶小钢感觉自己担负的责任更重。他表示，在带领新的主席团做好联络服务工作的同时，还要加强引导，鼓励创作，树立精品意识，而在音乐教育和普及方面应该多出一些参考性意见，落到实处。他提出“转”“融”“领”的观点，不一味泥古或泥今，而是与时俱进，把中华传统文化精神朝向未来，体现全人类的价值与精神追求；充分理解尊重他国文化语境、市场规则，从理解、尊重中寻找共识，实现共赢，以文化共同衔接点出发，在互融中实现接受和被接受；打造具有引领和号召力的文化品牌。

    叶小钢坦言，首先需要把创作做好，他手头的创作任务也很重，这需要音乐家克服浮躁心态，精心雕琢每一个音符、每一段旋律。而对于中国音协的工作，他认为应和大家一起做“利益共同体”，把机会留给更多的人，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而是整个中国音乐界的行为，这是让音乐事业蒸蒸日上的有利办法。“有两个中国公司，大家都很熟悉，一个是老牌的家电企业海尔，一个是新兴的电子企业华为，他们最近的差别就非常大，华为老板所占的股份只有1.4%，他把利益全部发给别人，公司的上升势头非常迅猛。”这对叶小钢十分有启发，他认为中国音协应当把大家团结起来，让大家都有事情做，让大家都觉得有奔头，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利益相通、诉求相通，有共同奋斗的信心。

    叶小钢认为，我们现在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创作相对来说在一个比较宽松的氛围内，也没有太多的个人限制，各种风格、体裁、形式都能包容，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下，再不出精品，再没有积极的思想意识，就需要反思了。叶小钢特别谈到，“如果贝多芬没有‘扼住命运咽喉’、呼唤人类大同的勇气，那么出不来《第九交响曲》；冼星海如果没有在抗战最艰苦环境下与人民站在一起同仇敌忾的高尚情操，也不可能在那么简陋的窑洞里用一个星期就写出了《黄河大合唱》；我们最熟悉的《梁祝》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由上海的音乐家孟波同志请两位当时的小青年陈刚、何占豪创作而出，那也是在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环境下。中国音乐家有一个特别优秀的传统，就是在最最困难的时候，都没有停步过。比如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生活不是很正常，但是音乐人想了很多办法，用他们的睿智和才华依然创作出在今天看来都是经典的作品。改革开放以后，老中青三代音乐创作者都在孜孜不倦地探索，这种精神促成了音乐创作的空前繁荣，而那个时代也是中国音协威望极高的时代。这个接力棒现在传下来了，我觉得不是说担子要我一个人挑，而是要给大家鼓劲，要把大家的力量拧成一股绳。”信心满满的叶小钢希望把这股奋进的年轻力量带给中国音协，带给中国音乐界。

新闻摘自中国音乐家协会官网。